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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金莎娱乐官网最全网站:,理论命题的提出过程显示着理论本身的生成依据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重大论题,涉及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多方面,需要基于宏阔时代背景、独特历史语境进行透视和观照,需要深入这一结合过程的内部,探寻其运行机制。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由创造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并与其他结合要素共同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生成系统,这一系统借助“内在机制”实现有效运转。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重大论题,涉及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多方面,需要基于宏阔时代背景、独特历史语境进行透视和观照,需要深入这一结合过程的内部,探寻其运行机制。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由创造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并与其他结合要素共同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生成系统,这一系统借助“内在机制”实现有效运转。为此,要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原则与方法基础上,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协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重大论题,涉及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多方面,需要基于宏阔时代背景、独特历史语境进行透视和观照,需要深入这一结合过程的内部,探寻其运行机制。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由创造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并与其他结合要素共同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生成系统,这一系统借助“内在机制”实现有效运转。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分析,就是要从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上,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性存在而不是静态的结果性存在,是社会实践运动过程和思想理论发展过程的统一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态过程所形成的正确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地包含着发展主体、理论客体、实际客体、结合过程等核心要素,这些要素间的矛盾关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自主创造性的结合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成为人类观念和实践史上重要的思想事件与行动存在。它既将文化交往、价值塑造、实践创造等议题显现在人类的思想空间,又表明了自身改变现实与自主创建的实践力量。在文化融通、价值凝塑和实践建构的面向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现了对人类交往理性、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不懈坚守与深度自觉,并以独特的方式彰显了人类巨大的思想建构性和实践创造性。

历史进程与内在根据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结合;马克思主义与;承担主体;需要;民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运行机制;优化

历史进程与内在根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多要素互动 自主创造性 结合

1、面向文化融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借助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所构筑起来的中西文化相互接触、交流与融通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实质性地传播开来,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充满艰辛曲折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当然也留下了令人唏嘘的深刻教训。从总的发展趋势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展现出的是由“表层”到“浅层”再到“深层”的结合过程;就承担主体的自我意识而言,则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的提升过程。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境界的行动指南。

作者简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研究”负责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借助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所构筑起来的中西文化相互接触、交流与融通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实质性地传播开来,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充满艰辛曲折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当然也留下了令人唏嘘的深刻教训。从总的发展趋势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展现出的是由“表层”到“浅层”再到“深层”的结合过程;就承担主体的自我意识而言,则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的提升过程。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境界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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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角度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深处的交汇融合、互诠会通。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主观意愿或抽象原则之上,而是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与内在根据,即源于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各自具有的特性。大致而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互融共生——人类文化普遍具有的融通性;四海皆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包容性;异质同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差异性前提下的契合性;思接古今——中国近代文化的中介性。当然,由这五个方面所提供的可能性只有与时代要求、客观需要相结合,并由恰当的结合主体予以自觉主动的担当,才能在具体实践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变为客观现实,进而真正影响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的重大论题,涉及民族性格、思维方式、价值取向、文化心理等多方面,需要基于宏阔时代背景、独特历史语境进行透视和观照,需要深入这一结合过程的内部,探寻其运行机制。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一个由创造主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导,并与其他结合要素共同作用而构成的复杂生成系统,这一系统借助“内在机制”实现有效运转。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主观意愿或抽象原则之上,而是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与内在根据,即源于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各自具有的特性。大致而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互融共生——人类文化普遍具有的融通性;四海皆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包容性;异质同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差异性前提下的契合性;思接古今——中国近代文化的中介性。当然,由这五个方面所提供的可能性只有与时代要求、客观需要相结合,并由恰当的结合主体予以自觉主动的担当,才能在具体实践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变为客观现实,进而真正影响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今中国思想界是一个热点领域和普遍性话语。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往往直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和成果状态谈起,而对其命题形成、构成要素、展开机制、内在特质等元问题视为不必作深度探究的当然前提。正因为如此,这个研究领域一直遭遇到公开或潜在的质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用目的而提出来的政治化概念,甚至是毛泽东为确立个人权力和思想控制而发明的权力话语,其理论成果只是意识形态性的政治注释而缺乏理论逻辑和学术含量。与此同时,也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泛化和庸俗化的情况,不讲究学术的独立性和理论的领域性,把发生在中国的所有实践和理论问题都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导致研究无限膨胀而缺乏必要的界域。为此,我们有必要从理论原点上做一些探究,从命题的提出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发生依据,从内在构成要素及其矛盾关系的演变上分析其科学内涵,从动态展开机制上探究其内在特质,以求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可以融通,一方面在于二者在实践观、认识论、方法论、社会历史观上均有契合性。从实践观看,前者具有强烈改变世界、超越必然王国的实践关怀,后者崇尚“天之历数在汝躬”“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重行主义基调。从认识论看,前者肯定现实世界在认识论中的优先地位,后者推崇感性生活世界的基础意义。从方法论看,前者注重系统辩证、整体协调,后者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不隔。从社会历史观看,前者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后者强调“通古今之变”“在势之必然处见理”。另一方面在于二者有着和而不同的交往自觉。正是在该自觉中,马克思主义突破了时空的间距,在中国这一特定的实践语境中,为自身作为具有永恒历史价值、自觉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学说提供了经验辩护和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基于文化融通,批判地反思、发展与更新了自己的传统,实现了自身的现代转型。也正是在该自觉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背离文化融通之旨的“断裂论”“复归论”划清了界线,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断裂,也不是以传统文化凌驾马克思主义的隐性复归,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通有无、耦合再造。

主体、条件与方式

  历史进程与内在根据

主体、条件与方式

艰辛探索后得出的科学命题

2、面向价值凝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离不开承担主体。在中国,这一承担主体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觉认同和不懈追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这是一个由政治领袖集体、知识分子群体和人民群众共同组成的“复合主体”。承担主体所以能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其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就是由亿万民众投身其中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作为一个创造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通过“理论创立”和“体系建构”来实现,这两条路径之间是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是基于承担主体之间的互系联动,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备了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深厚的学理根基。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借助于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所构筑起来的中西文化相互接触、交流与融通的桥梁,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实质性地传播开来,由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在这个充满艰辛曲折的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当然也留下了令人唏嘘的深刻教训。从总的发展趋势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方面,展现出的是由“表层”到“浅层”再到“深层”的结合过程;就承担主体的自我意识而言,则经历了由“自发”到“自觉”再到“自为”的提升过程。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开辟事业发展新境界的行动指南。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离不开承担主体。在中国,这一承担主体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觉认同和不懈追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这是一个由政治领袖集体、知识分子群体和人民群众共同组成的“复合主体”。承担主体所以能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其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就是由亿万民众投身其中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作为一个创造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通过“理论创立”和“体系建构”来实现,这两条路径之间是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是基于承担主体之间的互系联动,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备了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深厚的学理根基。

命题是内涵的高度抽象,理论命题的提出过程显示着理论本身的生成依据和理论逻辑。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存在合法性和科学内涵,首先就要弄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提出的历史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该命题所包含的基本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矛盾展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有制度层面的诉求,旨在通过优化上层建筑来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与面貌;也有价值层面的企盼,意在立足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和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内在对接,来形成社会向心力与凝聚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华民族以价值期待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价值选择,又糅合自身的价值传统,来改造中国实际、应对中国问题的过程,而每一次改造与应对又是一次价值调适和价值凝塑。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一要拥有足够学养,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历史文化了然于胸,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基本素养。二要立足当下实践,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汲取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的智慧,以实际行动促进时代问题的解决。三要具有高度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诉求与取向,转化为实践主体自觉的创造过程。四要把握飞跃时机,主体依靠自身能力来发现和把握机遇,自觉促成条件成熟,以实现理论创新。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主观意愿或抽象原则之上,而是具有客观的现实基础与内在根据,即源于人类文化的共性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传统文化各自具有的特性。大致而言,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互融共生——人类文化普遍具有的融通性;四海皆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科学性;有容乃大——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包容性;异质同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差异性前提下的契合性;思接古今——中国近代文化的中介性。当然,由这五个方面所提供的可能性只有与时代要求、客观需要相结合,并由恰当的结合主体予以自觉主动的担当,才能在具体实践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变为客观现实,进而真正影响到历史变动的实际过程。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一要拥有足够学养,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历史文化了然于胸,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基本素养。二要立足当下实践,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汲取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的智慧,以实际行动促进时代问题的解决。三要具有高度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诉求与取向,转化为实践主体自觉的创造过程。四要把握飞跃时机,主体依靠自身能力来发现和把握机遇,自觉促成条件成熟,以实现理论创新。

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决定中国之命运”的重要会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上也具有里程碑意义。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首次系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思想共识和集体自觉。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毛泽东有一段完整系统地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字:“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干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1]后来,毛泽东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对这段话稍微作了修改,其中“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说法,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基本内容没有改变[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对自己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提升。

步入经济全球化时代,中西价值在新的坐标中交织互涉。价值多元是社会进步的契机及个体价值意识觉醒的动力,也是社会失范、价值失序的主因。在价值多元的态势下,我们迫切需要凝塑核心价值,以价值共识消解价值冲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塑无疑顺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它既承载了提升民族文化与大众生活价值内涵及精神向度的使命,又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价值凝塑的当代典范,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在当代的对接。一方面,它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蕴涵,将自由解放、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价值维度内蕴在自身的理论构成与实践导向之中,这既集中阐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根据与实践合理性,又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在形式与结构上的价值表达与价值追求。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续了中国传统价值理念,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价值传统的本源性传承与创造性升华,全方位透显着中国传统智慧和价值特质,其凝塑既获得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精神涵养,又促进了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现代转换。基于价值交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在经济全球化构架中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之维,而且在对自身价值传统的坚守中展现了中国的价值之美。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借言赋意,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的某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的本真词义加以借用,并依时代主题转换而赋予其崭新内涵,使之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与形式的同时也富有时代气息与特征;二是耦合再造,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与气质相耦合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行为习惯与思维模式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三是溯源开新,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层发掘与全面揭示,由此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内在本性,又体现中国价值的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新理念和新范式。依此三种分涉范畴、方法和价值层面的结合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以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主体、条件与方式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借言赋意,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的某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的本真词义加以借用,并依时代主题转换而赋予其崭新内涵,使之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与形式的同时也富有时代气息与特征;二是耦合再造,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与气质相耦合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行为习惯与思维模式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三是溯源开新,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层发掘与全面揭示,由此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内在本性,又体现中国价值的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新理念和新范式。依此三种分涉范畴、方法和价值层面的结合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以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集体主体的组织化、集体化的实践和思想发展过程。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致力于建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但是,在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和怎么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核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经历了颇为曲折的艰辛探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这些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基础。

3、面向实践建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本原则及机制优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离不开承担主体。在中国,这一承担主体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觉认同和不懈追求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联盟”,这是一个由政治领袖集体、知识分子群体和人民群众共同组成的“复合主体”。承担主体所以能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其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就是由亿万民众投身其中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作为一个创造性过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主要通过“理论创立”和“体系建构”来实现,这两条路径之间是交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正是基于承担主体之间的互系联动,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备了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深厚的学理根基。

基本原则及机制优化

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探索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道路上艰辛开拓并取得初步成果。在成立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最终目标,提出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消除“社会阶级区分”[3]。党的二大初步分析了中国基本国情,制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阐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提出革命的直接任务就是打倒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大革命时期,尽管党在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犯了错误,但也尝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结合,对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独立见解。例如,邓中夏、瞿秋白等在1925年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陈独秀在1923年7月提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在中国目前需要的而且可能的国民运动中,不可漠视农民的力量”[4];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农民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农民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和地位作了深入分析。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提出了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任务。瞿秋白在会议报告中指出:“现已全国反动,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5]《告全党党员书》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6];“我们要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7]。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等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艰辛探索,创立革命根据地,建立红色革命政权,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其发端之时就有明显的实践指向,它对中国实际的观照和对中国问题的直面即为明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真理性在中国实际、问题、现实需要中找到了确证;另一方面,中国的实际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照中得到了改变、应对与解决,中国的历史走向、社会风貌、制度架构、政治生活及精神生活也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诠释中获得了新的形式与内容。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目的是为了建构从形式到内容都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能够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建具有新的文化生命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秉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交汇融合的原则;二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兼收并蓄的原则;三是吸取精华与剔除糟粕同时并举的原则;四是接续传统与超越创新互动协进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继续沿着健康轨道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与保障。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真正承担起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任,还应具备以下条件:一要拥有足够学养,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历史文化了然于胸,并内化为自身的知识结构与基本素养。二要立足当下实践,以时代问题为中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汲取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的智慧,以实际行动促进时代问题的解决。三要具有高度自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诉求与取向,转化为实践主体自觉的创造过程。四要把握飞跃时机,主体依靠自身能力来发现和把握机遇,自觉促成条件成熟,以实现理论创新。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目的是为了建构从形式到内容都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能够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建具有新的文化生命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秉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交汇融合的原则;二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兼收并蓄的原则;三是吸取精华与剔除糟粕同时并举的原则;四是接续传统与超越创新互动协进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继续沿着健康轨道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与保障。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组织上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组织上的不独立直接导致了思想上、行动上、决策上的依附性,在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留下了深刻教训。当时,共产国际总是以看护人的身份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经常以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指示干预党的独立探索,党内那些接受国际路线、唯国际指示是从的教条主义者,总能得到共产国际的器重而占据领导地位,而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则经常遭到批判压制。大革命时期,党的主要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都受到共产国际控制,虽然陈独秀等人对共产国际的一些不正确指导进行过抵制,但最终因组织原则约束而难以成为主导,放弃领导权、压制农民运动等错误,固然有主要领导人自己的错误,但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八七会议上开始出现的一些盲动主义主要是共产国际代表造成的,会议作出的以城市中心论为基础的农民暴动方案,一开始就没有很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俄国革命经验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成为土地革命前期实践曲折的始因。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出现了三次“左”的严重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他们一味地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本”、俄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来指导中国实践,而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压制乃至迫害。当时,两种马克思主义观发生了激烈交锋,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遭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残酷打击,毛泽东受到了严厉批判,最终土地革命运动惨遭失败,党和红军不得不离开苏区、长途奔波。

不过,以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虽然实现了改造中国社会、革新中国制度、重塑中国价值体系的初衷,但不一定构成坚守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因为中国语境中的时代变迁、时代课题与现实实践有可能会超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语境与实践构想,中国境况自身的复杂性有可能会超出马克思主义固有文本的解释空间。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在始源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基础上,补充一个由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来充盈的实践文本,这有赖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自主建构的理论使命感为其赋予理论活力与智性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绝非坦途,亦会遭遇各种不利因素对承担主体及结合环境的直接侵蚀与滋扰,其中尤以经学思维、小农意识、复古倾向、虚无主义最需要注意和警惕。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需要有效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制进行优化。这种优化是结合主体自觉而主动的选择,涉及影响结合的系统构成要素的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渗透着承担主体独特生命体验、展现其无穷创造力的自觉创造过程中,只有不间断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机制进行优化,才能使承担主体创造出既充满民族智慧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一是借言赋意,即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尺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的某些独具民族特色的概念、范畴的本真词义加以借用,并依时代主题转换而赋予其崭新内涵,使之在具有浓郁民族风格与形式的同时也富有时代气息与特征;二是耦合再造,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内涵与气质相耦合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行为习惯与思维模式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在保留民族特性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科学性;三是溯源开新,即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独特内涵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层发掘与全面揭示,由此创造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和内在本性,又体现中国价值的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新理念和新范式。依此三种分涉范畴、方法和价值层面的结合方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以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绝非坦途,亦会遭遇各种不利因素对承担主体及结合环境的直接侵蚀与滋扰,其中尤以经学思维、小农意识、复古倾向、虚无主义最需要注意和警惕。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需要有效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制进行优化。这种优化是结合主体自觉而主动的选择,涉及影响结合的系统构成要素的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渗透着承担主体独特生命体验、展现其无穷创造力的自觉创造过程中,只有不间断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机制进行优化,才能使承担主体创造出既充满民族智慧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

历史的经验教训昭示中国共产党人:什么时间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什么时间中国革命就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什么时间做不到这一点,只是抽象空洞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外国经验,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时间中国革命就不能够得到顺利发展乃至遭遇惨痛失败。正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我们曾经有过有效直面和应对中国社会现实从而自主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成功范型,比如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前者重构了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经验,后者扩充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认知定位,重构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现实地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与践履者以勇于变革、敢于创新的战略眼光和实践气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引入了21世纪,使得史无前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闪耀着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趋向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为经济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复杂的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它们正日益凸显着自身的示范效应,进而成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同时在新时代的实践洪流中自主建构了具有高度理论主体意识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必将指引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造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伟大功绩。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随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更具实效,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加以推进。为此,要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原则与方法基础上,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协进,并在这样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协进中,自觉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可以说,“深度融合”“互动协进”与“话语建构”共同构成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当代走向。

  基本原则及机制优化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随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更具实效,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加以推进。为此,要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原则与方法基础上,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协进,并在这样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协进中,自觉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可以说,“深度融合”“互动协进”与“话语建构”共同构成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当代走向。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长期理论探索的智慧结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们,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的问题展开理论思考。

(作者:胡军良,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子课题负责人、西北大学教授)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研究”负责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目的是为了建构从形式到内容都实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能够改变中国面貌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创建具有新的文化生命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秉持以下基本原则:一是民族意识与世界眼光交汇融合的原则;二是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兼收并蓄的原则;三是吸取精华与剔除糟粕同时并举的原则;四是接续传统与超越创新互动协进的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经验和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能够继续沿着健康轨道向前发展的坚实基础与保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制研究”负责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923年,在《〈新青年〉之新宣言》中,瞿秋白批评“中国式的新乌托邦家”们,不明了中国社会,不能综观实际现象,而只是拿着“外国新名词,不会应用于实际”;《新青年》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揭示现实的社会现状,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分析现实的社会运动”,“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试解剖中国的政治经济,讨论实际运动。”[8]1927年,他明确提出:“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他还明确提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概念,提出了培养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急切的需要自己的政治思想的代表”,“革命实践的需要,正在很急切的催迫着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来解决中国革命中之许多复杂繁重的问题。”[9]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同时,张闻天在六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也提出了“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论断。1938年4月,艾思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提出:必须把哲学同抗战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从抗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的养料发展哲学理论,再用这种发展着的哲学来指导实践,并基于经验来丰富和发展哲学理论,这个过程也就是“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10]。

作者简介

  需要指出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绝非坦途,亦会遭遇各种不利因素对承担主体及结合环境的直接侵蚀与滋扰,其中尤以经学思维、小农意识、复古倾向、虚无主义最需要注意和警惕。顺利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不仅需要有效克服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机制进行优化。这种优化是结合主体自觉而主动的选择,涉及影响结合的系统构成要素的各个方面。在这样一个渗透着承担主体独特生命体验、展现其无穷创造力的自觉创造过程中,只有不间断地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机制进行优化,才能使承担主体创造出既充满民族智慧又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成果。

作者简介

这些论述都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供了重要理论借鉴和思想滋养,毛泽东正是在集中这些集体智慧的基础上阐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

姓名:胡军良 工作单位:西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随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和完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更具实效,必须“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加以推进。为此,要在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原则与方法基础上,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互动协进,并在这样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协进中,自觉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话语体系。可以说,“深度融合”“互动协进”与“话语建构”共同构成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当代走向。

姓名:黎康 工作单位:

毛泽东本人长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思考的提升。毛泽东在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方面作出了独创性贡献。早在1920年秋领导湖南自治运动时,毛泽东就已经显示出对待俄国革命经验的独到见解,这就是要独立自主地、从中国实际出发来看待俄国革命经验,而不能抽象地照搬。一方面,他深入分析俄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有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另一方面,他又基于中国具体情况指出,中国同俄国之间有极大差异,不可能直接照搬俄国革命经验:“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11]就是说,中国如能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推翻封建专制,实现根本的社会改造,当然是好事,但是中国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那样,因此必须走同俄国革命不一样的路子。

职称:教授

这种独立自主地认识、运用俄国革命经验的态度和方法,在他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和进一步发展。大革命时期,他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作出了具体分析,对革命对象、任务作出了独立思考。八七会议上,他以中国化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思想,结合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秋收起义受挫后,他从实际出发,转兵井冈山,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探索和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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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分界线。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神秘化、本本化,当作不可更改的教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同具体情况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分析现实,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切割现实。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要学习,但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些观点揭示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经过中央苏区时期的磨难,毛泽东更加坚定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信念,更加坚定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决心。长征结束后,他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深刻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深入批判教条主义的错误思想,逐步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概念,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出了完整论述。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大理念’的制度实践与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子课题

总的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关系上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自发上升到自觉,从个人认知上升到集体共识,为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创造了宝贵的理论认识前提,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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