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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日本侵占中国东北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国际档案;中国抗战史;唯物史观

编者按:
2009年1月11日,由本刊编辑部与海南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基地联合主办的“抗日战争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就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讨论。论者从不同方面,对以往研究进行了评析,同时也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这些意见对推动研究的深入,当有启发意义。因此,特邀请参加会议的部分学者笔谈如下。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2015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抗战研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说话。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一基础性工作,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档案、照片、资料、实物等,同时要面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图书报刊、日记信件、实物等。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抗日战争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全世界搜集中国抗日战争史资料,是深化抗战史研究、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路径。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现“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的支持下,中国学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运用全球资料,开展抗战史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

近年来,中日两国学者间就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建立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与努力。2002年开始,中日韩三国学者建立了共同的历史编纂委员会,经过3年的共同研究与讨论出版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大约在同一时间,日本学者与在日中国学者成立了“日中年轻历史学者会议”,讨论以历史问题为背景的中日两国的社会变动,在日本与中国同时出版了《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日本与韩国在2002年开始了由政府主导的共同历史研究,在2005年告一段落后,于2006年开始了第二期的共同研究。从2006年开始,中国与日本两国的学者也开始了作为两国对话机制之一的共同历史研究,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两年。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比如,关系到“九一八”事变和十四年抗战的李顿调查团档案,最近在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发现。档案详细记录了调查团在日本和日本政要的谈话,在中国各地、特别是在北平和“九一八”事变直接相关人士如张学良、王以哲、荣臻等人的谈话记录,调查团在东北的实地调查、询问日军高层的记录,中共在“九一八”前后的活动,中国各界的陈情书,日本官方和东北伪组织人员、汉奸的表态,世界各国、各界的反应等。档案生动记录了国破家亡关头国人的反应和认识,哈尔滨商民代表致函李顿代表团称:“虽然,满洲吞并,恐不惟中国之不利。即各国之经济,亦将受其影响。世界二次大战,迫于眉睫矣。”清华大学自治会致函代表团指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国联面临着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将考验它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公平和正义能否实现,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他们向代表团严正提出“五点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一起解决;不承认日本侵略和用武力改变的现状;任何解决不得损害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日本必须对此事件的后果负责。相关档案达千万字,必将极大地推动“九一八”事变和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际社会之所以关注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就是德国与法国,德国与波兰共同编写教科书的目标在经历数十年努力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欧洲解决历史认识问题的经验是否适合于亚洲,特别是东亚,中、日、韩等国学者间是否可以进行历史问题的对话,就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当然,对于上述共同历史研究的结果尽管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与评价,但共同研究的过程都涉及到超越本国历史,超越国民国家的历史记忆这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历史学者都在围绕统合相互不同的历史记忆,探索其中的关联性,思考其中的共同性而努力。而在这样的探索与思考中,学者们也逐渐注意到了以往局限于一国视角的研究中的缺陷与问题。

国际抗战资料,展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丰富侧面。如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报告,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形,对战时国共关系和分野亦有颇有见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国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揭示了战时日本违反国际法研制细菌武器的规模和使用情况,中国各地民众遭遇的重大伤亡和中国军民在当时条件下的应对,以及战后美国掩饰“死亡工厂”实情的目的;英美等国档案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和日军对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记录了日本战争犯罪的普遍性,也彰显了战时中国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哈佛所藏费吴生档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贝格档案、曼彻斯特档案馆田伯烈档案等则从个人角度凸显了中国抗战在“第三方”眼中的图景。

国际抗战资料,展现了中国抗战史的丰富侧面。如美国驻中国各地使领馆的报告,具体生动地记录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情形,对战时国共关系和分野亦有颇有见地的分析;俄、美、日等国档案馆的细菌战资料,揭示了战时日本违反国际法研制细菌武器的规模和使用情况,中国各地民众遭遇的重大伤亡和中国军民在当时条件下的应对,以及战后美国掩饰“死亡工厂”实情的目的;英美等国档案所反映的重庆大轰炸和日军对中国大中小城市的普遍的无差别轰炸,不仅记录了日本战争犯罪的普遍性,也彰显了战时中国全国军民同仇敌忾、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哈佛所藏费吴生档案、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所藏辛德贝格档案、曼彻斯特档案馆田伯烈档案等则从个人角度凸显了中国抗战在“第三方”眼中的图景。

比如,在中日历史问题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南京大屠杀问题。除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外,中国学者深入美、德、英、日、俄、法、西、意、丹等国相关机构,系统全面地整理了加害者日方、受害者中方和第三方档案文献,发现了大量珍贵文献、图像资料,出版《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2卷。不仅证明了日军进行大屠杀的残酷性、蓄意性、计划性;也证明南京大屠杀早在发生之时,就引起了各国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关注;南京和东京两场审判,进行了繁复的质证和细致的审判,确保了程序和判决的正义;日方细致的粉饰,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正义人士的揭露下真相毕露。全球性的资料,不仅深化了历史研究,也为文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传播学、艺术等跨学科方法进入相关研究提供基础;不仅摧毁了右翼的各种谬论,也迫使日本政府不敢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和战争犯罪性质。

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其实并不仅仅表现在学术研究层面,而是深入到政治层面与民众感情层面,所以历史学者必须意识到解决这两个层面历史认识问题的重要性。

国际性的抗战史料,充分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东北抗联资料,不仅夯实了十四年抗战的艰苦过程,也说明了战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方资料中的“华北治安战”“清乡作战”资料,从反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其所牵制的大量日军,从另一面说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纳号事件”的日军航空兵官兵,后来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说明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联系。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许多日军部队,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澳等国盟军消灭,说明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相互支持。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的作战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国对朝鲜、马来亚、越南等地游击战和抗日斗争的介入和帮助,说明了中国抗战对东亚东南亚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后方英美军人、“工合”人士、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多重维度,等等。

国际性的抗战史料,充分说明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发现,东北抗联资料,不仅夯实了十四年抗战的艰苦过程,也说明了战时东北亚复杂的国际关系。日方资料中的“华北治安战”“清乡作战”资料,从反面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顽强,其所牵制的大量日军,从另一面说明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江面制造“巴纳号事件”的日军航空兵官兵,后来是制造“珍珠港事件”的主力之一,说明了中国抗战与太平洋战争的联系。参与制造“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的许多日军部队,后来在太平洋战场上被美、澳等国盟军消灭,说明了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的相互支持。中国军队在滇缅战场的作战和在越南等地的受降,中国对朝鲜、马来亚、越南等地游击战和抗日斗争的介入和帮助,说明了中国抗战对东亚东南亚解放的意义和价值。对大后方英美军人、“工合”人士、新闻界和其他各界人士的研究,彰显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多重维度,等等。

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的政治层面的对话主要是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判断,即是否明确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这本来是战后在两国间主要政治文件中明确的结论,也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基础,但战后日本政界始终存在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势力,说明政治层面问题的彻底解决并不那么简单。最近,日本自卫队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否认日本是侵略国家的文章受到奖励,在自卫队中还有相当多的呼应。证明直到今天,关于战争责任问题的政治判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原则性的问题。

可以说,国际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内涵,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

可以说,国际抗日档案和各种资料,不仅补充了中国方面的抗日资料,也弥补了“在中国发现历史”范式的不足,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研究全面性、客观性的要求,自然地延伸诱导出“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的新命题。把“中国的”和“世界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广、入微地揭示抗日战争的内涵,实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要求。

与上述对侵略战争性质的原则性政治判断问题不同,中日两国民众层面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分歧主要源于不同的战争体验。但是在上述政治层面分歧的影响下,民众层面的认识容易带上明显的感情因素。解决融入感情因素的民众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与在政治判断层面坚持原则的斗争方式不同,促进民众间的相互理解是主要的方式。战后日本的反战、反核运动是日本民主主义与和平运动发展的重要出发点,但在对加害于其他民族的战争责任缺乏反省的情况下,单纯强调原子弹爆炸伤害的“被害体验”,不可能得到广泛的理解。同样,军国主义的战争给日本人民也带来了巨大的伤害,但如果战争被害国的人民不了解那一情况,民众层面的对话也难以取得成果。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前对国际抗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还不够全面:一些资料经过前人的整理和编辑,研究者对深藏在各国各地区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对各国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较为关注,而对大学、私人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中的资料缺乏“歼灭性”搜寻;对相关档案资料的内涵深度解读不足;跨学科研究国际资料中的中国抗战史,用多国语言发表相关著述,还处在起始阶段。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意义相比,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的影响相比,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当前对国际抗日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还不够全面:一些资料经过前人的整理和编辑,研究者对深藏在各国各地区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对各国国家级档案馆图书馆较为关注,而对大学、私人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中的资料缺乏“歼灭性”搜寻;对相关档案资料的内涵深度解读不足;跨学科研究国际资料中的中国抗战史,用多国语言发表相关著述,还处在起始阶段。

我们的抗日战争历史研究是否注意到并且回答了产生于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呢?是否意识到在建立跨越国境历史认识中的重要地位了呢?

加强国际抗战资料整理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抗战史学界应当担起的责任,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加以推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加强国际抗战资料整理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抗战史学界应当担起的责任,需要我们群策群力,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责任感加以推进,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同样处于东亚地区的中日两国,虽然近代历史都始于在西方列强的武力下的被迫“开国”,但是此后两国的历史体验相当不同。中国对于被迫向国际社会开放,感受最强烈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特别是在与列强的矛盾冲突不断尖锐化的过程中被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而日本以“脱亚入欧”的方式“摆脱了亚洲的卑陋,转移至西洋文明”后,“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用西洋人对待的方式处理与亚洲的关系”,感受到的是接受西方的“国际法秩序”所带来的利益。这种不同的历史体验使日本进入与欧美平起平坐的列强集团,更重要的是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协助其成为亚洲的盟主。而中国则越来越认为在列强的威胁中,日本的扩张与攻击越来越严重,必须予以优先的反击。在研究1931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历史的时候,需要对上述历史环境与背景有比较深入的思考。

(作者:张生,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一:李顿调查团档案”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

(作者:张生,系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国外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史料整理与研究之一:李顿调查团档案”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

中国历史学界在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不仅注意对具体问题的描述与分析,而且要挖掘表面看似孤立的现象背后的东西,把问题上升到偶然性与必然性、个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的层面进行研究。不过,在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方面,还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与此相反,日本的历史学者一般比较长于对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强调事件发生的客观原因和偶然性,但对必然性的分析则很不关注。从对历史资料的把握与利用以及研究方法的角度看,受到条件的限制和语言方面的障碍,各国对资料的利用仍然不可避免地侧重于本国方面的资料或比较容易得到的对方的部分资料,至于充分地利用对方的资料,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主观与客观的障碍。这是影响建立跨越国境的历史认识的障碍,深化抗战史研究,不能不正视这一问题。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现状简析

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往的时段划分是以五四运动为界,之前称作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后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为研究范式的划分方法。在这样的范式之下,抗日战争一般是作为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加以研究的。固然这个研究历来受到重视,但却难免受到局限。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中华民国史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以至于它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逐渐超过了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传统的范式有了被更新的趋向。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抗日战争史研究也作为民国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是在视角方面,还是在内容方面,甚至在方法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现实中日关系明显地受到了历史问题的影响,也由于中国急迫需要构建民族复兴理论以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独立分支部分,视角与内容又有了新的变化。那么,抗日战争研究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

第一是视角。刚才说到范式对研究的局限,展开一点说,这种局限首先就是表现在视角方面。从大的方面看,抗日战争研究主要是研究两个问题,一是日本的侵略,二是中国的抵抗。前一个问题,研究是没有局限的,而后一个研究在很长的时期内确实有局限。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事件,它的发生、过程与结果,确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战后不长的时间就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因此,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研究范式下,中共在抗战时期的活动必然成为观察与描述的重点,中共成为了中国抗日的主体。而当民国史研究兴起之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中国抗日主体的评判也有了不同的视角,对于抗日战争的描述渐渐超越了党派的视角,这个变化促成了研究的深入。最近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受现代化范式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的视角又发生了变化。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抵抗,虽然仍然是重要的研究视角,但一些学者开始把它作为背景条件,更多地审视抗日战争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什么影响。

第二是内容。研究视角扩大了,研究内容当然也就丰富了。一般来说,受范式的影响,早些时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和军事,即使诸如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也有研究,基本上也是政治与军事旁及的研究。当然,仅此两项,已经有许多课题可做了。而近30年,尤其是近10年,情况有了很大不同。政治与军事的研究,发表的著述在量上已经明显减少,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却明显增长。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时段,它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都成为研究的对象。即使是以前就有的课题,写作内容也大不相同了。当然,还有一些研究是全新的课题,如战争遗留问题,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量成果。抗日战争研究出现的上述变化,无疑推动了研究的深入。但我想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的问题也应该引起注意。这里我拣主要的说两点。

第一是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问题。我曾经说过,研究历史有三个必要的条件:一是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二是在了解史实的前提下找出历史的基本规律;三是在把握了基本史实和基本历史规律的前提下形成正确的史观。视角的扩大,史料的发掘,方法的更新,为准确地把握历史事实创造了条件,因此,这些年来,有关史实辨证的成果特别丰富,实证性研究大大进步了。但是,如果把我们的研究停滞在史实的陈述上,而不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那就是忽略了历史研究的根本意义。我以前说我不太赞成“一切历史都是史料学”的观点,而倾向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就是从史学的功能这个方面来强调的。过去,那种以论代史的研究方法显然是违反科学的方法,不应采取。但是现在,是否存在着极端相反倾向呢?这是个应该关注的问题。而我认为,在抗日战争研究领域,有些著述确实存在重史而略论的倾向。实证性研究是为了弄清基本的史实,而理论研究是为了寻找历史的基本规律,两者有先后的差别,但同样都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也使我联想到,我们评说日本史学界有“碎化历史”和“历史无构造”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在中国是否也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呢?

第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问题。历史研究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前面说的抗日战争研究的变化过程,其实也反映出了历史研究与政治的关系。但是,经验已经告诉人们,历史研究还有它独立的特性,虽然它与现实政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个关系却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超过了这个限度,就会出现违反科学的现象。实际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不仅会阻碍学术研究的深入,间接地也会削弱它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比如,两个战场作用与关系的研究,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关系的研究,中国战争损失的研究,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都存在着很大的政治性,但如果这种研究超出了历史研究特性所能允许的限度,就往往会使我们的研究陷入到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这是需要特别引起人们注意的问题,否则,历史研究反而不能实现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

徐勇从师团译名及战略指导看抗战史军事研究

军事问题应该是抗战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抗战史研究中的军事问题可以划入军事历史学范围。军事历史学是历史过程中有关军事的知识、理论体系的总和,是研究人类社会中各个国家或社会集团之间以运用武力为主,并包括非武力抗争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及下属分支学科,中外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多以军事历史学为“战史”,其内容还包括国际环境、政治经济条件、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性格、地理等与军事相关因素,通常划分作战争史,作战史,还有战斗战史,等分支体系。苏联和中国的学者大多认为,军事历史学应该包括:战争史,军事学术史,军队建设史,军事技术装备史,军事思想史,以及军事地理诸方面内容。西方欧美学者多强调军事历史学的多元性,曾任联邦德国军事历史局局长罗特准将指出:“军事历史研究局的特殊任务是研究德国刚刚过去的事情”,需要“按照史学的标准和方法进行军事历史研究”。

鉴于军事历史研究的上述内容特征,军事历史学或被视为历史学下属、或者是军事学的分支学科,也有观点认为军事历史学是一门交叉性的独立学科。基于上述学理,窃以为迄今抗战史军事研究,存在的问题尚多,今后的课题任务甚重。其要者如:

关于日军师团的编成、译名及其与中国军队的比较问题。出于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需要,《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曾于上世纪90年代组织过专题讨论,集中发表了8篇文章,从语言翻译、习惯用法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该次讨论提出了极好的学术意见,其后多数论著使用的是“师团”译名。

但学界观点并未真正统一,至2005年再版的军事科学院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使用“师”作为日军“师团”的译名。

窃以为要正确处理日军“师团”的译名问题,需要联系日军的军制史加以考察。1888年,日本制定《师团司令部条例》与《旅团司令部条例》等,废除原有镇台制,实行新的以师团制为中心的序列编制。以原6个镇台编为6个师团(近卫军于1891年编成近卫师团),主官称师团长。每师团下辖二个步兵旅团,每旅团下辖二步兵联队;另配属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等部队。据日本权威的军史资料记载,明治时期每师团平时定员约9189人,战时可扩充2至3倍,达2•2—2•7万人。师团是日本军队平时序列的最高单位,也是日军的基本战略单位。师团长中将衔,由日皇亲授。

日本全面侵华之后,于1937年开始组建三联队师团,每师团兵员自1. 4万至1.
7万人不等。日军攻占武汉后制定持久战略,陆军要求在1940年整备出的25个常设师团,其中三单位制师团7个、四单位制师团18个。其后又提出完成四单位制师团60个。可见,四单位师团占了多数,多用于各战场的进攻作战。与此相对照,国民政府军队自黄埔建军后迅速北伐,由于收编旧军扩充过速,
30年代达180余个师,每个师1万余人。1935年初提出整编师方案,计划整编60个师,但至全面抗战爆发实际完成20个。按台湾刘凤翰研究,这类整编师以日军师团为摹本,每师两旅共四团,兵员约1•75万人,大体相当于日军的三单位制治安师团。但整编师比例只占少数,且兵员实际缺额较多,火力较日军远为不及。在其后惨烈的抗战中,各部队损失巨大,至1939年2月国民政府再改军制,明确以军为战略单位,师被调整为作战单位,整编师的意义不复存在。国民政府军制始终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就战略单位性质及兵员定额等因素考察,与日军师团大体对应的单位是军而不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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