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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性案例是为了促进成文法的具体化和填补成文法的不足,通过案例展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适用标准和裁判规范

通过指导性案例来统一法律适用,是中国当代司法改革的一项创意。审判领域的指导性案例是对裁判具有“应当参照”效力的案例,其拓展了中国法院立足制定法而为法律适用的观念和样式。指导性案例是案例指导制度运行的物质基础,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和发展需要不断改进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和编撰等工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中共中央日前印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对全面依法治国及其具体领域再次提出了目标指引和价值导向。在此背景下,以落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为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的编撰,也成为完善和发展案例指导制度的必然要求。

努力开拓案例指导工作的新境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于近日建立遴选案例制度,在审判工作中实施案例指导制度。
新疆高院目前启动运作的案例指导制度,旨在提高办案人员正确理解、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减少案情相同或相近的案件适用法律不一的现象,不断积累和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
新疆高院要求,全区各级法院确定报送的案例应当具备以下条件:适用法律与裁判结果具有普遍适用性,对解决易发、多发、疑难的同类案件有较强指导意义;对新类型案件裁判结果公正并取得好的社会效果;依据法律规定,适用自由裁量权较为恰当;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缺少具体标准,案件的裁判结果对适用该法律条款有指导意义。

指导性案例是为了促进成文法的具体化和填补成文法的不足,是为达到罪名、刑罚与情理相一致的效果。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编撰具有重要意义。指导性案例是从各级法院裁判中遴选出来的生效裁决,代表着国家对某些纠纷所给出的公共和权威回答。指导性案例是法院对一定案件事实进行法律适用的结果,是法院解释并适用法律的成例,其作为一种裁决典型对后续类似案件裁判具有说服性和制约性。作为国家的司法裁判机关,法院通过审理和裁断案件来定分止争,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借助司法活动扬善惩恶,引领社会正面价值,也是法院应有的社会使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编撰,不仅可以强化司法裁判的核心价值导向,形成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司法政策,也可以切实发挥法治的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领域落地生根。指导性案例能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发展出相应的指向性准则,也可以为人们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生动的案例图景。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 颜茂昆

指导性案例;成文法;案例;司法人员;法律

总体而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编撰,需要推进和优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充分认识案例指导工作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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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编撰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意义的指导性案例,通过案例展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适用标准和裁判规范。作为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案例指导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实现同案同判,以维护司法对公正裁判的价值诉求。指导性案例以对制定法的解释与适用为旨归,聚焦于适用法律的案件裁判场合,在作用机理和效力定位上都体现了较为新颖的制度定位。指导性案例主要集中于社会广泛关注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具有典型性的,以及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司法案例领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指导性案例的编撰过程,就需要重视对这些领域的司法案例的遴选与编撰,在坚持法律标准的基础上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这些领域司法裁判和社会治理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具体做法上,可以遴选从不同角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裁决典型案例,例如体现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善良风俗、公共秩序、友善互助、诚信经营、环境公益等方面的案例,对这些案例的基本案情、法律依据和弘扬价值等进行提炼和编撰,使它们上升为指导性案例。在遵循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案例展现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法律适用规准和裁判尺度,为法律的合理解释、适用以及社会纠纷的有效解决寻求良好的价值支撑。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和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统一法律适用标准。多年来,各界对司法案例日益重视,从2011年发布首批指导性案例至今,已发布16批87件指导性案例。

核心阅读

重视对指导性案例构成要素尤其是案件事实陈述的编撰,为通过案例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准备充分的案例语境。相较于既有的司法解释形式,指导性案例的优势和创新之处表现在,它是借助于真实的司法案例来阐发有关法律的解释和适用问题,以宣示法律适用的准则和尺度。这表明指导性案例是在没有脱离个案裁判的具体情况下适用法律的结果,也意味着其裁判意旨是制定法规范在个案裁判场景中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指导性案例是经过专门整理和加工而成的裁决先例,为彰显它们的指导价值,每个指导性案例都对裁判要点、基本案情、裁判结果和理由等进行了专门的制作。指导性案例的这种特点使其整体构成了理解法律适用条件、法律解释结论和裁判规范等含义的场域和语境。特别是案件事实陈述部分,是判断指导性案例与后续待判案件是否具有同样案情的出发点,是人们理解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适用基准和裁判要点较为重要的语境材料。指导性案例的编撰必须借助案例完成对一定案件事实问题和相关法律问题的圆满表达,尤其要重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陈述,使其成为案例指导运作的切实依靠和正当根据。基于此种道理,有意地选择和编撰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规范和参照意义的指导性案例,必须重视对指导性案例构成要素的编辑和表达,为诠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和准备充沛的案例情境依据。

二、当前案例指导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指导性案例是为了促进成文法的具体化和填补成文法的不足,是为达到罪名、刑罚与情理相一致的效果。无论是我国历史上的案例,还是当下的指导性案例,其效力都不是强制性的,它的意义并非在于提供一个具体规则,而在于提供一种处理方式,对司法人员的思维和裁判过程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约束力。

增强指导性案例编撰对法律方法的运用,为司法活动宣扬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方法支持。指导性案例既是认定事实清楚与适用法律正确的裁决,也是阐释法律和说理充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的裁判先例,同时还是法院在司法推理和法律解释过程中运用法律方法的典范。法律方法是有关法律解释和适用的思维方式、手段和技术,它指明了借助何种路径能够恰当地理解和阐释法律。案例指导制度运行对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构成有着合理和良好品质的期待,这要求指导性案例的内容撰述应恰当地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等多种法律方法。在此方面,指导性案例编撰需要增强对法律方法的运用,让法律方法成为在司法领域阐述和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依赖的路径,使司法活动在处理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案件时也能够获得恰当方法的支持。增强指导性案例编撰对法律方法的运用,特别要注意司法裁决的说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的运用尺度,为司法裁判宣扬和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法律方法之维。从实践上看,在阐释和适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相同的抽象法律原则、一般法律条款和不确定法律概念等场合,如关于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原则的解释和适用,指导性案例都能够在法律方法运用上给予相应的导引或支持。

问题表现为三个不适应:一是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与全国法院案件大幅增长的形势不适应。二是指导性案例靠人工编选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与信息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不适应。三是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范围较窄,与解决类案同判、统一司法裁判标准的要求不适应。以上三个问题,说明我们在思想观念上对案例指导工作仍然重视不够;指导性案例入选标准高、入选难;指导性案例总体还缺乏针对性、指导性,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案例是由司法机关的生效裁判累积而成的司法资源,对于完善立法、发展理论和指导司法具有重要价值。在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入的当下,指导性案例的现实作用已愈发凸显。

总之,完善案例指导制度,及时遴选和编撰对司法裁判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对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示范意义的指导性案例,可以较好地实现司法裁判对社会美好价值的重要引领功能,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一种有效载体和途径。

三、创新工作思路,努力开创案例指导工作新局面

我国历史上的指导性案例

(作者:杨知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法律适用视角下的指导性案例编撰方法研究”负责人、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

一是加强与最高法院各审判庭、巡回法庭的合作,探索发布专题指导性案例的新形式。二是加强与司法案例研究院的合作,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地方法院逐级推荐编选的单一模式。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充分利用中国司法案例网平台作用,按照标准,运用大数据编选指导性案例。同时,充分利用司法案例研究院的案例研究成果,进一步提高指导性案例的质量。三是加强与地方法院、国内外法学界的合作,整合案例研究资源。充分发挥案例指导专家委员会的作用,推动案例研究资源、数据与成果的开放共享。

重视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在我国历史上是有迹可循的。在我国古代,法律的基本形式是成文法,判例是除成文法外重要的法律形式,主要是为了弥补成文法的缺漏、解释成文法的具体含义、完善成文法的司法适用。秦朝的判例名为“廷行事”,其作用在于确定定罪量刑的标准,辅助法律适用。汉代判例主要是“比”,即成例的汇编,适用于法律没有规定的犯罪行为。此外,西汉时,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而成文法律没有规定时,还会求教于儒家经典中的古老判例、故事和原则进行裁判。隋唐时期,成文法发展得较为完备,判例的适用也比较规范化。“以例辅律”这个概念作为法律制度的内容产生于明朝中后期,明朝颁行的《问刑条例》把“盖立例以辅律,贵依律以定例”作为原则。在清朝,例的法律地位很高,“凡引律必全引其本文,例亦如之,有例则置其律,例有新者则置其故者”。清代除了例,还存在成案,主要是指各省提交的疑难案件或重刑案件,经刑部详议后,上报皇帝批复再由刑部奉谕请示颁行,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我国司法案例研究大有可为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指出:“没有法律不行,刑法、民法一定要搞,不仅要制定法律,还要编案例。”20世纪50年代,最高人民法院就开始用案例指导审判。董必武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倡导要利用总结经验的形式来指导审判工作。1955年10月,他提出要对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进行总结。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力量,调集和审阅了各级法院审结的近2万件刑事案件,从中筛选出5000多个案件作为研究问题的基础材料,参考了一些刑事审判经验总结材料,拟定了当时刑事审判工作通用的9类罪、92个罪名和10个刑种。鉴于当时成文法不完备的情况,1956年召开的全国司法审判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注重编纂典型判例,经审定后发给各级法院比照援引。”

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教授 赵秉志

指导性案例是为了促进成文法的具体化和填补成文法的不足,是为达到罪名、刑罚与情理相一致的效果。我国现在的案例指导制度,与中国历史上的判例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司法案例是总结审判经验、诠释法律精神的重要载体。加强司法案例研究,是促进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是传承中华司法文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是繁荣法学理论研究、促进国际司法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手段。最高人民法院十分重视司法案例研究对于公正司法的作用,专门成立了司法案例研究院,大力加强对司法案例的研究,这是加强和完善我国司法工作的重要举措。

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我国的司法案例研究事业需要采取相关措施大力推进:首先,要加强司法机关与科研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以发挥科研机构理论研究力量和司法机关案例资源与实务经验的各自优势。其次,司法案例的裁判说理部分对于案例研究的作用重大。为提高司法案例研究的水平,司法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这样司法正义才能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再次,要创新司法案例研究的方法和渠道,搭建起司法实务界和其他相关法律部门与法学理论界共同参与的司法案例研究平台。同时,要充分利用司法裁判公开,发挥司法案例研究平台的作用,着眼于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运用大数据的分析、统计方法,研究司法案例的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等裁判规律,提高司法案例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最后,要进一步整合法院系统的案例研究资源,组织研究力量,按照研究领域,或者法律类别,从中挑选一些有代表性、疑难的案件展开集中研究,进而促进对中国司法案例研究的整体思考。同时,还要着力利用互联网、微信等新科技传播手段传播、共享这些研究成果,从而发挥其弘扬社会主义法治、彰显司法公平正义、提高公民法规意识的积极作用。

指导性案例不同于法律和司法解释,也与西方的“判例法”有本质区别,它在我国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主要是在司法裁判中发挥指导和参考的作用。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其中第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并对指导性案例的编选条件、编选程序、指导价值和参照适用等作了原则规定。截至2017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共发布16批87件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是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探讨有机结合的衍生物,是由最高司法机关进行严格认定和履行法定程序后所作出的权威发布。

勠力同心推进司法案例研究工作

有助于司法机关统一法律适用的标准。成文法的规则具有概括和滞后性。案例指导制度的首要作用就是统一法律适用,用某一法律规范将特定案件的事实及其法律适用吸收进来,并将其类型化,完善该法律规范,使得其能够达到司法确定性的要求,增强了成文法适用的指引作用。指导性案例以裁判规则为逻辑点,是法官对法律规定进行解释和阐述的产物,它要求法官在对相同或类似事实应依据法律作出基本相同或类似的裁判,使得法律的精神、原则在司法适用中贯彻一致,避免多重解读甚至曲解,这有益于提升司法人员的司法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司法人员正确、规范行使审判、监督等权力,预防司法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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